畅谈蜀绣的前世今生

　　说到刺绣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。蜀绣，同苏绣、湘绣、粤绣并称为“四大名绣”。主要以软缎、绢纱等为地，配以彩丝为原料的蜀绣，刺绣技法独特繁复，至少有百种以上的针法。用针工整，纹路边缘如刀切般齐整。用线厚重，色彩艳丽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。且构图取材广泛，花鸟鱼虫惟妙惟肖。如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悬挂的巨幅《芙蓉鲤鱼》座屏和蜀绣中的名品《蜀宫乐女演乐图》挂屏，以及双面异色的《水草鲤鱼》座屏、《大小熊猫》座屏等，都是蜀绣的代表作。
　　前世：蜀中之宝冠于天下
　　“若挥锦布绣，望芒兮无幅”这是西汉文学家扬雄的诗句，也是较早记载蜀绣的文字。据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考证，蜀绣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。蜀绣的兴起与蚕丝织品的出现密切相关。“蜀”字在古时是一种野蚕的名称，后来因为蚕丝业的兴盛，川西被称为“蜀”。据文献记载，蜀国最早的君王蚕丛已经懂得养殖桑蚕。汉末三国时，蜀绣已名扬天下。到西汉末蜀地“女工之业，覆衣天下”（《后汉书》）。作为珍稀而昂贵的丝织品，蜀国经常用它交换北方的战马或其他物资，从而蜀绣成为了主要的财政来源和经济支柱。到宋代，蜀绣之名已遍及神州，文献称蜀绣技法“穷工极巧”。成都地区因其自然地理条件优越，盛产丝帛，因此蜀绣的制作生产“冠于天下”。
　　蜀绣最初只是绣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，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生产。直到道光年间（1830年），民间组织的三皇神会成立。这是一个由铺（店主）、料（领工）、师（工人）组成的刺绣业的专门行会。这种正式垂版立行，建立行规，确定专业分工，维持行业内部各方（如生产、销售等）的利益，表明蜀绣已从家庭逐渐进入市场，形成广为社会所需的规模生产。到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成都成立了四川省劝工总局，内设刺绣科，聘请名家设计绣稿，同时钻研刺绣技法。当时一批有特色的画家的虫鱼画作入绣，既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，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刺绣名家，制作出了一批享誉中外的蜀绣名作。如张洪兴等名家绣制的动物四联屏并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章。张洪兴绣制的狮子滚绣球挂屏又得清王朝嘉奖，授予五品军功，为蜀绣赢得很大声誉。
　　今生：命途多舛日趋式微
　　“文革”期间，蜀绣工艺遭受了重大的挫折。在那段特殊时期，许多民族文化遗产被歪批为“封、资、修”，刺绣行业的手工艺人甚至被诬蔑成“为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服务”而遭到批判。这一切导致刺绣工厂的转产甚至关闭，众多绣工改行。其中著名的成都蜀绣厂在那时也处于停产关闭的状态。这场文化浩劫给蜀绣的发展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影响。
　　到1971年后，成都蜀绣厂才开始恢复生产。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，随着四川旅游业的发展，很多外宾来四川旅游都会到蜀绣厂进行参观并购买蜀绣产品。70年代末川西农村几乎是“家家女红，户户针工”。1981年后，蜀绣有了较大发展。81、82年是四川蜀绣最为鼎盛的时期，那时的成都有三家蜀绣厂进行生产。除蜀绣厂的工人外，农村郊县加工刺绣的人员迅速增至七、八千人，蜀绣事业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。1982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品第二届百花奖评选，以及1985年的巴黎博览会，蜀绣都赢得了极高的荣誉。
　　但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。在近年来，随着四川旅游业的发展，观光项目日渐增多，蜀绣厂不再是游客们必到之处。同期间，蜀绣厂的发展也是日趋式微，工厂里老式的管理体制因不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发展，而造成了大量优秀人才的流失；加之苏绣在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运作，占据了刺绣品市场的主导地位，使得蜀绣产品在市场中受到巨大的冲击。蜀绣的手工刺绣产品品种也较单一，工厂的管理体制僵化，新的产品研发不出来，直接导致市场日渐萎缩，生存难以为继。
　　随着科技的发展，造价低廉的电脑刺绣产品大量充斥市场，绣工需要花上几天绣制的作品，通过电脑操作的机器几分钟就可以完成，这使得传统手工刺绣业受到了巨大的挑战。在这个崇尚效率的快节奏时代里，因为耗时费力而价格高昂的刺绣产品离百姓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远。昔日常见于枕套、被面、床单、衣服等日用品上的蜀绣，现如今则是标着不菲的身价悬挂在礼品工艺品店中了。